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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交流的可能性与收获

文学交流的可能性与收获

20111112 11:07

 陈丹燕(左二)与尤利娅·道尔特(左三)在文学交流会上

 

     尤利娅·道尔特(德国汉学家)陈丹燕(中国作家)

   


  尤利娅·道尔特:请简单介绍自己,以及你的文学背景和做跨文化交流的身份,比如作家,组织者,翻译者或者记者。


  陈丹燕:我是用中文写作的作家,最初参加文学交流是1990年。因为我的作品被翻译到日本,在日本出版后,读者的反应不错,出版社和日本的儿童文学协会为我在东京和长崎开了一些作品朗读会,并与大学的中文系学生及汉学家座谈。


  尤利娅·道尔特:你以文化交流的目的来欧洲的时间和逗留的时间。

    陈丹燕:第一次在欧洲是1996年,我作品的德文版在奥地利出版,在当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上了书展的少年儿童阅读小组的好书榜单,接着获得当年奥地利国家青少年图书奖,去维也纳领奖,然后在文学馆朗读。后来,在德国的柏林,法兰克福,海德堡等地做过多次朗读会,那一次大概一共做了十几场在书店和学校以及大学的朗读会。1997年在瑞士参加了索伦托瑞士文学节,并做了一些朗读会。1997年,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书展上获得UNISCO的图书金奖。1999年在柏林参加了文学节。2002年在德国再次做巡回的朗读会,包括波恩大学,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和柏林。2003年作为奥地利多瑙河瓦豪区驻市作家。2004年前往美国爱荷华大学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在中西部的大学,包括爱荷华大学,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以及威斯康辛大学等等,和美国东部的大学做过演讲,包括哈佛大学,贝茨学院等等。2006年参加了伦敦国际书展,并在书展和伦敦大学以及多伦大学做了朗读会和演讲,同年还有维也纳朗读会和维也纳大学汉学系一个月的驻校作家。2007年和2008年参加在上海举行的英语文学节,做作家作品讨论和演讲。2009年参加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在汉堡做了朗读会。2010年在德国汉堡的中国一周文化节和奥登堡中国文化节上做过数次作品朗读会。

    纵观我个人的文化交流的经历,在欧洲做的文学活动最多。当然还有一些在美国的大学的巡回演讲,和在爱荷华写作计划期间,在中西部做过的一些朗读会,包括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的作家朗读节目。

  尤利娅·道尔特:请具体地向我们介绍你在文学交流中的经历,比如,在什么地方,参加了怎样的交流项目,怎样的经历在你来说可以称得上是很难忘的经历,有益的,或者是开眼界的经历,或者是不成功的?

  陈丹燕:对我而言,一个积极的例子是在伦敦的经历。当时我正在写作有关上海旧英国殖民地的历史与现状的作品,我将已经完成的草稿带去做朗读会,并与听众讨论。听众大多数是英国大学的学生和教师,还有一些在旧英殖民地有过生活经验的老人。这样的讨论对我的写作来说意义重大,我能在作品未出版之前,就听到来自不同立场的人对我的故事的直接心得,甚至在多伦大学的演讲会上,我还找到了与我故事相关的一个在上海出生的英国老人,他从小生活的愚园路弄堂,正好与我丈夫小时候生活的地方是同一个。后来,当然他成为我故事中的一个人物。这样,让我在独自写作的时候就能从不同的角度考虑问题,寻找更为开阔的视野,特别是我那次写作关注于旧英殖民地的历史和民族认同的问题,我因此受益良多。

  一些不良的例子是,有时作家自己和听众都会错误地将作家当成这个国家的代言人,作家角色偏离。我的经历中有这样的例子带来的困惑。这要到以后,慢慢有了交流的经验,可以主导讨论的方向,才会得到改善。不过,这样的例子其实也可以令作家学到如何客观地对待自己和听众,了解到对自己作品的认识本身就是一个在多元文化中误解与理解的过程,跨文化的文学交流,在我个人看来,基本上就是一个彼此在作家朗读或专题演讲的基础上与听众互相理解或误解的过程。最尖锐的冲突,在我的经历中,是在有明确殖民时代遗风的亚洲英语文学节,发生在讨论殖民时代对东方的影响的时候。
  
   

  尤利娅·道尔特:你能简短地介绍一下你自己国家的文学环境吗?

  陈丹燕:中国发生着剧烈的变化,所以生动的故事常常迷惑了作家的写作。我以为中国作家被好故事迷惑的结果是,放弃了在文字上和文学技巧上的努力,文学的总体水准是下降了。

  尤利娅·道尔特:欧洲和中国的文学产业对你有怎样的影响?你从中感受到怎样的趋势?

  陈丹燕:近一百年来,欧洲的文学一直对中国文学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以我的阅读经历和与各国作家交流的经历来说,我想,中国的翻译文学大概是各国最强大快捷的,翻译文学已经在这一百年来成为中国的文学阅读中当仁不让的主角。所以我可以说,中国作家了解欧洲文学的程度,远远超过欧洲作家对中国文学的了解。中国作家看欧洲文学,是文学,包括对文字和文学技巧的体会。但欧洲作家读中国文学,大概更多地是看故事,看故事本身的离奇和耸动,而没有将它们看成是完整的文学作品。这里面的原因是复杂的,但现状令人失望。

  尤利娅·道尔特:如果要你拿欧洲与中国的文学产业来做比较,你在哪里能察觉到它们最大的不同?何处是完全的不同,何处又有相似?

  陈丹燕:在我经历的许多次不同人群的作品朗读会来说,我会说,相对中国读者来说,欧洲读者的普遍阅读习惯优于中国读者,与欧洲读者能更广泛地讨论文学本身,比如欧洲文学对我的影响力,他们比较能从作品中读出东欧的文学作品对我的影响,有些是我自己也未曾发现的。但作为中国作家,中国读者的反应会更有现实生活的刺激,在对现实生活的理解上,我们能做比较深入的讨论。

  就现状来看,我个人感觉欧洲的文学作为工业来说,还比较维护文学的体面和推广的思想性,中国作为文学工业的新兴市场,比欧洲更粗鲁和急功近利。当然其中有非常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它们直接导致了将文学政治化之后,再次将它商品化,这种对文学的伤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以,我想说,文学作为工业来说,中国还没有成熟。

  我常感到遗憾的是,欧洲对中国的文学作品推广,常常与政治联系,靠政治分析推动,或者,是靠异国情调。这其实违反了大多数中国作家写作的本意,作家写作,是想表达整个世界,并不仅限于政治,或者说,与政治没有直接联系。这样只做政治解读的做法,其实也在很大程度上误导和削弱了欧洲读者对中国作品中的文学性的理解和欣赏。这样的情况,在中国读者阅读欧洲文学作品时比较少发生。中国读者对欧洲文学作品的纯正理解力,更反映出欧洲对中国作品在理解力和欣赏力上的缺陷。当然这有许多原因造成,最明显的是翻译的问题,但这也并不是一个翻译的问题可以涵盖的。我想更深层的原因也许是文化上的沙文主义。

  尤利娅·道尔特:欧洲文学在哪些方面曾激励了你自己的创作?

  陈丹燕:我自幼大量阅读欧洲的文学作品,那时中国已经有了非常出色的文学翻译,他们的翻译,在用词、句式和意念上都极深地影响了我的写作,甚至我感受生活的方式,我想这也是我一直喜欢并热衷做文学交流活动的一个原因。我想要打开眼界,成为文学上的世界公民,想要写出能跨越地域界限的作品。也一直花很多时间在欧洲旅行,我在欧洲得到的版税和演讲费用,绝大多数就花在当年的欧洲旅行上,并不带回中国。

  在欧洲时,我每次都花一些时间在当地图书馆,浏览当地的图书,有的语言我不能阅读,但也喜欢看到文学书,我还是能感受到其中的一些气息。也常常在欧洲旅行前,挑选一些当地的文学作品带去阅读,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我就是在爱尔兰读完的。

  可以说,我之所以成为作家,与欧洲文学的营养分不开,或者说,与中国那些出色的欧洲文学翻译者的工作分不开。我不以为自己是个纯粹在中国文学传统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作家,我想自己更像是一个在欧洲和中国的双重文学营养下成长起来的作家。我想,在经历过殖民时代的东方,像我这样的作家一定是不少的吧。我们并不生活在欧洲,但我们仍旧对欧洲的文学传统抱有强烈的亲切感。甚至,在我们可以自己选择是否接受欧洲影响之前,这一切就已经形成了。
  

  尤利娅·道尔特:让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评估,对各种不同的文学交流项目,诸如驻市作家,朗读会和演讲,文学节等等,哪一种文学交流项目在你经历过的文学交流中,对你来说是最有益的。

  陈丹燕:演讲第一,驻市作家第二,文学节第三。

  尤利娅·道尔特:驻市作家项目而言,何种经历,或者前提抑或个人资历能让一个作家或者翻译家成功参与交流项目?交流项目应该如何规划?你以为更多地设计活动为好,还是给作家更多的自由观察机会为好?如果能保证作家在驻市期间,能和当地的文学活动发生具体的联系?你是如何克服语言问题的?多久时间对驻市作家来说是合适的?是否应该期待作家能在此期间写作相关的文章?在驻市计划结束时,是否有可能对成效有所评估?

  陈丹燕:一个作家能真正在驻市作家的位置上做文学交流,大概最重要的是对欧洲文学的了解和兴趣,如果没有结实的阅读基础,这种交流大概与一次旅游没有太大的区别。同时,对自己的写作应该是有许多想要交流的心得。

  居住在一个地方对作家最大的好处,是自己可以了解真实的社会和风俗,能将这些亲眼所见与文学作品中的所读结合起来。所以,如果没有基本的语言沟通能力,或者表达能力。这点不能实现,作家犹如一滴油浮在水的表面,是非常孤独和乏味的生活。因此,不是所有好作家都合适做驻市作家。

  因此,作家居住计划不能只把作家放在一套公寓中,给他们生活费,一切就结束。必须在开始时安排相应这个作家的一些文学活动,帮助他了解社会,结交朋友。后面可以给更多的自由时间,因为他已经熟悉了当地,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方式。我自己做过若干次驻市作家,也在家里接待过来上海的各国驻市作家们,我想,对作家和当地的文学社会最有帮助的,是鼓励作家融入当地社会,而不是只提供写作环境。对我这样的作家来说,文学交流的目的在于开阔眼界,并展示自己的作品中表现的世界。

  尤利娅·道尔特:让我们用一个展望来结束对文化交流的观察:未来我们应该如何把握欧洲与中国的文学交流?我们应该制定怎样的文学交流目标?在哪些领域我们应该更多涉足?

  陈丹燕:对我个人来说,我以为应该关注于文学作品本身,不要以异国情调和戏剧化的故事为重点,跨文化的交流,彼此的好奇在所难免,但如果能找到共同点,如在殖民时代,东西方的对立中,彼此的想法和表现,这样的交流会真正起到交流并融合的作用。这些都在于能选择到合适的人与作品,也在于能出色的现场引导。比如,有一次歌德学院组织了前东德的作家,前来朗读他们表现东德消亡后人民心态和生活状态的作品,这些作品在上海的听众和作家中激起了比较热烈的反应和好奇,这也是非常有趣和有益的交流。我也注意到在年轻作家中,更加全球化的趋同性,年青一代作家的交流是共同点大于不同点的,这也是非常有趣的现象。我期待一种在文学中平等和等量的交流,那是一种对生活的观察者和表达者的交流,就像森林中的观鸟者,在望远镜后情不自禁的交流那样。



选稿:丛山  来源:文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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